荀子对墨子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，结合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等经典文献，可归纳为以下核心观点：

一、对“兼爱”思想的批判

忽视等级秩序

荀子认为墨子的“兼爱”主张“无等差”，即不分贵贱、贫富、君臣，这与儒家以礼义维系等级秩序的理念相悖。孟子曾言：“兼爱，是无父也，无君也，是禽兽也。”荀子指出，墨子未认识到社会分工和等级差异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。

缺乏统一治理方案

墨子主张以“上功用”（尚功利）和“大俭约”（节俭）治理国家，但荀子认为这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管理需求。国家治理需依赖礼义之辨（如君臣、父子）和差异化的政策（如贵贱有等），而墨子的方案忽视了这些关键要素。

二、对“尚功利”与“节用”的批判

功利主义的局限性

荀子批评墨子“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”，即未认识到建立国家需依赖礼义、仁义等抽象价值，而仅依赖功利手段（如节俭、尚功）无法实现长治久安。他主张通过礼乐制度实现社会和谐。

节用主义的负面后果

墨子的“节用”主张过度节制消费，但荀子认为这会导致社会贫困和赏罚机制失效。例如，若无差别节用，官员将失去激励，贤者无法晋升，最终导致国家治理混乱。

三、对“非乐”与“厚生薄死”的批判

“非乐”导致社会失序

荀子认为墨子的“非乐”思想抑制了人的情感需求，而儒家“乐”论则通过调和民心、改善社会风气促进生产力发展。他批评墨子理论“从根本上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，遏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”。

“厚生薄死”有辱礼义

墨子的薄葬观被荀子视为对传统礼义的破坏。荀子主张通过礼义规范强化社会等级秩序，而墨子的平等观念则可能削弱君臣、父子等伦理关系。

四、总结与评价

荀子的批判体现了儒家“礼义中心”的价值观，他试图通过构建“礼乐制度”实现社会和谐。尽管其观点在逻辑上存在争议（如“持之有故”与“欺惑愚众”的矛盾），但反映了先秦时期思想竞争的复杂性。